温长宁的随手一堆

［韩张］见参商（十）

马上就要完结啦。

从这篇开始，韩文清和张新杰先生的故事就要转为第三人称啦。但是他们的信件来往还有最后两封，我和 @林深幽歌。 会在正文完结后作为番外分享给大家看的！

涉及历史的地方可能多有错漏，还请大家指出噢！

张新杰是最后一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他是1965年六月份回的国；那时候国内的局势已经稍稍有些紧张了，中苏关系也开始恶化，但国内对待留苏学生的态度依旧十分的好。他回来的时候，和他一同归国的学生们都受到了相当的礼遇，甚至有一两个高层次的领导对他们进行了接见，安排他们日后的工作学习。

他并没有和其他学生一样，在结束大学生涯之后立刻回国；实际上，他早在大三那年重病一场之后就做好了打算，如果能够顺利本科毕业，就要在罗蒙索诺夫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不是实际条件不允许他留在苏联参加工作，他甚至想要直接留在学校附近的医院，借住在教授家里——好像这样就能远远的逃开一些东西似的。他学习的并不是保密专业，所以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同学们也没有多加阻拦；他打回国内的报告也很快被批准，随之而来的还有父母的来信，不过寥寥两句“保重身体，不要担心家里事务”云云。

二老并没有和他说太多，只是字字真切，叫他不得不愧疚。

他好像突然一下明白了什么叫“孝”字压头，不得不跪。

但无论逃得多远，他还是得回来“跪”这一下的。

1965年6月14日下午16时，张新杰掂了掂手上的箱子，走下了火车。箱子里装的不过是一些陈年的旧衣服和他的书籍笔记，全都卷边儿破烂了——苏联的检查人员也不允许他把全新的东西带出去，他们担心极了这些留苏学生窃取苏联的机密资料；这些人就连他的牛皮钱包也被扣下了，他只能把几个比索的硬币和揉烂了的车票揣进大衣口袋里，顺便思考着坐公交车的时候那售票员认不认他的苏联货币。

箱子发出不堪一击的“吱呀”声，上面的把手已经有些烂了。他穿在身上的薄风衣也是，虽然洗的干净而笔挺，却有些微微发黄，一看就是穿的旧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和出国那年意气风发的十八岁，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算戴着绅士帽也不会突兀的年纪，更何况他本来就少年早熟。

来车站接站的人并不多，但还是有些矫枉过正的隆重。学生们的父母不在接站人员的队列当中，更不要提亲戚朋友；他淡淡地扫了一眼那群人，又返回来仔细的看了一遍，从那些个黑压压的脑袋里头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然后突然鼻子一酸，眼眶红了一圈儿。

张新杰把这些情绪定义为“大概的失望”，就好像年轻的岁月里那些最冲动也最甜蜜的希冀也被打破了，留下一地无人收拾的酸楚。

——“归国那日，韩先生是否会去火车站接我？”

他到底是不会来的。

回国之后首当其冲的并不是看望父母，而是参加各种的学术活动——如果要说的更明白一点，那就是进行封闭式的政治学习。张新杰甚至有些怀疑父母是不是知道自己已经归国的消息，毕竟在出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接受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那些学习保密专业的同学早在翻开第一页书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和外界、和家庭隔离的准备。

六月份的北京已经开始了高温的前奏，他走在北京大学的林荫道里，像发呆一样的抬头看着那些被树叶割离成一块一块的碧绿光斑。大约是这年头搞学术的没几个平头整脸又会倒腾自己的男人，即使他已经有了几分中年人的气质，依旧会偶尔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和他打打招呼，红着脸叫一声“张先生”，然后借助近日上海那例心脏瓣膜手术的事儿和他谈上两句。

他恍惚觉得这还是十三年前的北京。大夏天里天气炎热，有推着小车叫卖奶油冰棍儿的小贩从大街小巷中经过，用喇叭一声一声的叫卖着；张佳乐拿着零花钱这儿买一点儿那儿买一点儿，然后献宝一样地拿着两根冰棒跑过来，扬着一张年轻的笑脸。他说，新杰你们尝尝，这玩意儿最近可新鲜了，好多同学都在吃呢。

好像他确实接过那根冰棍吃了，冰凉的、带着奶香味的甜糯，通过唇舌的接触传递给了另一个人——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当晚都没逃过拉肚子的命运。

那时候他笑着说，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日里把这两样东西都经历了，你我也算是交心。

那个人看着他苦中作乐的模样，分明板着一张脸，眼底却含着深情。

一个月后，政治学习也终于结束了。上面安排给张新杰的工作是依旧留在北京教书，带着一群孩子搞科研；学校离他记忆里父母来信的地址并不远，走个十来分钟也就到了，他却迟迟没能动身。

近乡情怯，不过如此。

他寻了一个平常的天气去看望父母。什么也没带，只是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顺便把下巴上刚刚冒出来的胡茬儿剃了，露出微青的颜色来，好像这样就能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似的。

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寻找一个藏得并不深的门牌号并不难；况且这个年代大部分人都还住着四合院，一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就跟煮了份饺子似的，香味儿一飘，一个院儿里的人都知道得清楚。张新杰到那巷子门口时正是下午两点，两个五十来岁的大娘正端着板凳儿坐在巷口摘豆角，一抬脸儿问了两句他的名字年纪，就跟捡了天大的便宜似的扯着嗓子吆喝了起来——

“哎，新杰他娘，你儿子回来了！”

“对嘞，就是那去苏联留学的，张禹璇他儿子！前两天才听我家侄子说呢，现在正在北京大学里头领着一群大学生做科研，可厉害啦！”

张新杰莫名的被簇拥了起来，一群人围着他往前走了两步，左拐进了一个小院落。他身边的大娘还搂着她装了两斤豆角的小筐儿，另一边儿牵着一个小男孩儿的手，一板一眼的教训着，“你看着没，这就是做学问的人，以后你也得跟这张叔一样，好好念书才成。”

这话听在张新杰耳朵里，没来由的就想笑。他从兜里掏了掏，摸了一个苏联的比索硬币出来，塞进了那小男孩儿手里；脏兮兮的小手一下子握紧了，小男孩儿抬头露出了一个缺牙漏风的笑容，一撒丫子就没了影儿，徒留旁边的大婶叉着腰骂娘，唾沫星子飞了满天才算够。

张新杰这才敢抬头。

“妈。”

他颤着声音开了口。面前的女人到底年纪已经大了，头发虽然依旧盘在脑后，也能分辨出来那些杂乱的白色。他们面对着面，什么也没说；旁边坐着的男人也没开口，只是不停的吸着嘴里的纸烟，然后吐出来一口一口的白色烟雾。

没人敢打破这样的沉默。

突然从旁边站起来了一个女人。她只露出了一个侧脸，但看起来比这里所有的女人都年轻多了，好像才三十来岁的模样，穿着一条颜色略深的布拉吉；一头黑发剪得齐耳根，短短的，随着她的动作一摇一晃，露出圆润的耳垂来。

张新杰模糊记得这样面相的女人是有福气的。他有些胡乱的猜测，大约这女人是社区什么组织的负责人，是来看望他的父母的；毕竟他出国在外这么多年，邻里帮衬也不比国家扶持有用的多……

然后这女人向他走了过来。她其实没长着一张太有福气的脸；这张脸戾气太足，线条刚硬的有些像个男人，又偏偏生了一身书卷气；她大约刚哭红了眼眶，脸上还有两道泪痕没来得及擦去。张新杰一抬眼就能瞥见她头上别着的白色纸花。

“先夫过世，失礼了。”

可能真是哭的太狠了，她连说话都是沙哑吃力的。张新杰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她的声音硬生生的打断在了喉咙里。

“先夫韩文清半月前离世，明天就是葬礼，我来告知二老一声的。……文清生前与张新杰先生是至交好友，明日葬礼，希望张先生能来看看文清，送他最后一程。”

P.S.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夏秋开始，中国开始组织留学生大批回国。而在1963年，随着中苏论战的开始并白热化，驱逐留学生成为苏联表达对中国不满的一种表现。直到1966年11月2日，留苏学生65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至此，建国初期留苏派遣完全停止。

保密专业的就业与专业密切相关，工作期间十数年不回家、寄信都要通过北京中转的案例屡见不鲜。

1965年6月12日，中国第一例人造心脏瓣膜置换术成功。上海第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胸外科成功地施行了人造心脏瓣膜手术，这种人造心脏瓣膜的制成和临床应用在中国是第一次。

“孝”字和“接站”两个细节是否与前文的信件来往衔接上了呢？希望小伙伴们能够注意到这些细节（完全不会有人注意到的啦！